在这场深刻的历史变革中，我国制定了新宪法并进行了4次修正，清理和修订了一大批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法规，出台了一系列反映改革开放实践经验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新的法律法规，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法治社会建设逐步深入、渐趋成型并最终走向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影子银行体系发展迅猛。一旦爆发系统性风险，直接的买单者可能有两个：一是地方政府为影子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买单，但如果持续的房地产宏观调控造成土地市场交易低迷，那么地方政府本就面临收不抵支的困扰，遑论为融资平台买单。
换句话说，商业银行将出售各类理财产品的资金统一放入资产池中，进而投资于各类资产。产生：存款竞争与规避监管银行理财业务在2005年前后就出现了，但直到2009年后才出现爆发式增长。进行简单加总，则2012年三季度末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规模约为18.3万亿元，约为GDP的三分之一。如果由中央政府来买单，这意味着过去十年内商业银行体系改革的方向被严重逆转。但银行理财产品的投资对象却是期限长得多的资产，例如期限长达六年至七年的城投债。
如果由中国居民部门来最终买单，那么危机的爆发将造成居民部门存量财富的蒸发，使得居民消费变得更加疲软，损害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目前影子银行的主要融资对象包括房地产开发商、地方融资平台与制造业企业，而这三个对象目前都面临着经营困境。全球的繁荣依赖中国持续不断地为增长提供动力。
中国的潜力受到了交通和环境污染问题的限制。而美国只有九个这样的城市。小亨利•M•保尔森(Henry M. Paulson Jr.)是美国前财政部长，也曾担任高盛的首席执行官，现为保尔森中心主席。中国的未来需要继续进行城市化，但如果没有全新的城市化途径，继续进行城市化只会让问题恶化。
在振兴中国经济模式的努力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城市的转型。我们需要中国的城市成功，而且我们也可以提供帮助，确保成功。
中国必须在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之前迅速采取这一新的解决方案，否则当前的模式将不可逆转。这些工具包括关于政府领导人在可持续行动方面的知识、面对公众的环境问题教育、以及对中国城市规划者进行的专业化培训。幸运的是，中国很多人都理解这一点，现在中国与美国政府、企业界和包括我所在的研究和倡导机构在内的非盈利性部门展开了合作，这给他们提供了优化城市规划、制订合理的基础设施计划所需要的工具。为了增加收入，他们已经想出了各种新鲜的招数，包括征用农田并圈占城市远郊的土地，以便将之卖给开发商。
否则，中国的经济和环境问题将恶化，并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巨大影响。专家发现，2010年，最高达20%的美国西岸地面空气污染来自中国的污染空气。翻译：陈亦亭、张亮亮 进入专题： 城市化 。这些宜居城市将会平衡经济发展与能效之间的关系，改善空气质量并减少交通拥堵。
我们在城市化方面的合作将会促使大家达成合力，以应对全世界所面临的挑战译者/刘鑫 进入专题： 金砖国家 。
但宏观经济上的成功滋生了微观经济领域的自满。尽管宏观经济稳健，但金砖国家的商业环境并不可靠。
尽管它们相互之间的差异之大一点都不亚于它们的相似程度，但金砖国家(Brics)中的四个原始成员都同时绊了跟头。反而是卢旺达、阿曼、哥伦比亚和哈萨克斯坦纷纷跻身前60之列。在过去16个月内，巴西央行将贷款利率累计下调525个基点，以图恢复经济增长。规模占巴西经济10%的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便深受其害。政府肆无忌惮地对市场进行破坏性干预，并放任国有企业打压具有创新能力的竞争对手。这些石头国家（Rocks，即这些国家名称的首字母组合）能告诉金砖国家如何重拾动力。
在某种程度上，印度有些独特：它长期存在预算赤字。它们独享补贴性的信贷，聘用最优秀的毕业生，积极游说反对放松管制。
20世纪90年代，下调利率的新兴经济体受到了资本外逃和货币急剧贬值的惩罚，并导致背负美元债务的企业纷纷破产。俄罗斯未能实现制造业出口，反而在输出熟练劳动力。
这一次，充足的外汇储备抵消了资本外逃，减少借入美元债务的行为保障了企业不会受到贬值影响。静止的通胀率使它们得以放心地放宽信贷。
如今，通胀率处于两位数水平的不到五分之一。如果再考虑到与日俱增的外汇储备、以本国货币而不是美元计价的债务和灵活的汇率（中国是明显的例外），对新兴经济体的热捧看上去几乎是合理的。结果就是，金砖国家成功度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但面对全球需求的持续疲软，它们则缺乏抵抗力。但该国微观经济政策极为糟糕，腐败吓退投资者，国企排挤私企，经济多元化计划未能成功。
正如IMF在10月份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中所提到的那样，过去十年首次出现了新兴经济体持续扩张时间长于发达经济体、衰退时间短于发达经济体的现象。在欧洲，欧元区成员国资格的俱乐部效应进一步增加了这种自满。
然而，正如富裕国家在其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时代后发现的那样，稳健的增长会滋生自满情绪。国有企业占了该国股市一半以上的市值。
就在20世纪90年代，新兴经济体公共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中值还在65%以上。去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还预测印度有望维持8.1%的年经济增长率，但在今年就将这一数字下调为6.9%。
将出任总理的李克强近期表示，中国快要耗尽充足劳动力带来的人口红利，现在必须依靠改革红利。金砖国家——乃至全体新兴经济体——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值得高度赞扬。在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经商环境(Doing Business)排名中，中国才排在第91位，俄罗斯排第112位，巴西排第130位，印度排第132位。腐败无处不在，今年夏天因管理不力造成影响6亿用户的大规模停电。
一年前，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还是世界经济的宠儿。一些国家为达到加入欧元区的标准而勒紧腰带，一旦加入后却放松下来。
与其他国家一样，腐败和价格扭曲是中国的关键挑战。既然廉价的外国资本提高了生活水准，这些国家自然也就失去了解决劳动力市场僵化等微观经济问题的意愿。
供应面的僵化严重妨碍了印度经济发展，使得刺激政策很快演化为接近10%的通胀率。金砖国家正照着类似的剧本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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